本文摘编自《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作者：张宏杰有的时候，历史需要“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地去看，才能发现一些整体性的规律。比如只有升上太空，你才会看清地球是圆的。或者说，只有跳出庐山之外，你才能发现庐山的真面目。
“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特质。”不读世界史，你无法准确地判断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自身的独特之 处。
借用并改写西南联大皮名举教授的话。原话是“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落后”。
——张宏杰
历史课本给我们的印象是，清代中前期的皇帝，从顺治到康雍乾，个个雄才大略。到了清代晚期，道光、咸丰到光绪，一个个懦弱无能，中国才落后挨打。
然而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史料，你很容易发现，鸦片战争的爆发，与乾隆皇帝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多重关系。
说起来中国真是多灾多难。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挺感兴趣的。汉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险，差点到了欧洲。隋炀帝也多次“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波斯等地。唐代各色人种的商人聚集长安，一直是大唐开放气派的一个标志性证明。两宋海外贸易更为繁荣，南宋外贸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分量。大元王朝的开放则导致了《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人来到久已神往的东方海面。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而恰恰从此时开始，中国开始转向闭关锁国。在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来，海外贸易除了进口些用不着的奢侈品，以及带来危险的海外势力外，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他下诏厉行海禁，“ 片板不许下海”。虽然明朝中后期部分开放海禁，但仍然禁令重重。嘉靖年间，明世宗规定：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这一禁令影响持续了300余年，直到1820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海船仍限制在两桅。
英国使臣访华，实际上给乾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认识西方，促进中国加入世界海洋贸易的竞争中。
英国使团的使命是与中国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英国人希望在中国设立大使馆，与中国互派大使，希望与中国签订一个外交条约，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
当然，英国最迫切的目标是促使中国政府改革外贸体制，取消十三行，多开放几个口岸，允许自由贸易，公开关税税率，以减轻中国官员对外商的剥削和刁难。
英国人还有一个“非分之请”。当时澳门已经被葡萄牙实际统治多年，因此希望中国皇帝也“送给”英国一个“小岛”，“以堆放货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给乾隆带来很多礼物。当然，这些礼物主要不是奢侈品，而是体现英国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的工业制成品。英国人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带来了大英舰队的全套模型。除此之外，还带来了很多“高科技产品”，比如一架天体运行仪，就是一个太阳系的模型，中间是一个太阳，有齿轮驱动，上足发条之后几大行星围绕太阳运转。他们还带来一个天文望远镜，欧洲人那时候就用这种望远镜发现了星云的存在，知道了人类生活在银河系当中。他们给乾隆带来了一个大的地球仪，上面标注了英国在各地的殖民地，向乾隆展示日不落帝国的威势。他们甚至还给乾隆带来了一个热气球和一个热气球驾驶员，乾隆皇帝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坐上热气球升上天空，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英国人充分相信，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让中国皇帝大开眼界，对欧洲人刮目相看。因为他们通过贸易深知，中国的工业还停留在中世纪时代，与英国的差距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
可是这些信息乾隆都没有收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中间有一个礼仪之争。
英国使臣来到中国之后，清朝官员要求他们学习三跪九叩，凡是外国使臣前来进贡，必须如此行礼。但是英国使臣拒不同意，他们认为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是平等的，双方因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经过很多轮的谈判，最后英国使臣勉强答应，到乾隆生日那一天他们混在各国使臣当中，一起跪地，只不过英国人是单膝下跪。别人磕头的时候他们也随众俯首，远远看起来就像行了三跪九叩礼一样。乾隆心里因此非常不高兴，所以后来乾隆观看英国使臣带来的礼物的时候，没有叫上这些英国使臣给他做讲解，因为知道他们不会给自己下跪。乾隆自己一个人闷头在那儿看，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明白。他看到太阳系模型，认为是一架西洋大钟表，因为有齿轮转动，他给它起了一个名叫“天文地理大表”，认为跟清宫以前买到的钟表没什么本质区别。看到天文望远镜，他说这是一个千里镜，因为宫中早就有望远镜，当然是打猎用的。英国人给望远镜写了一个详细的英文说明书，注明“这是我国科学家牛顿所发明的，应用了什么原理”等，乾隆也完全看不懂。地球仪上用英文标注的英国殖民地，乾隆也没有注意到。所以英国人竭尽全力向乾隆展示西方世界的发展水平，乾隆却完全没有接收到这方面的信息。因此乾隆对英国使臣提出的两国平等交往、互设大使馆以及改革中国外贸体制等要求，一律否定，全部驳回。他回复英国人说，你们的要求不符合中国惯例，天朝制度，尽善尽美，无一字需要改动，你们贸然提出这些请求，显然是不懂事的蛮夷之国的荒唐举动。
乾隆不知道，他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17世纪后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已经衰落，后起的荷兰也进入衰落的过程中。英国向东亚的大规模扩张则是18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是东南亚海上力量的空白期，或者说是上天留给中国的最后几十年时间。如果乾隆能通过马戛尔尼访华敏锐地感觉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积极经略海上，并非没有可能获得最新西方军事及科技成果，努力追赶世界水平。
可惜，这仅仅是一个假设。大清王朝的文化性格决定了这种可能性极为微小。
从中国回来后，马戛尔尼预言，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虽然在经济方面没有收获，但是英国人在军事方面收获巨大。
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而且还在武力炫耀方面连篇累牍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军方，凡英国人经过之处，都要全副武装，列队迎接，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让他们开开眼，对天朝的强大有所敬畏。
然而不展示还好，一展示，英国人马上发现了中国军事上的落后。对于中国的武备，英国人极为轻蔑：“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我都怀疑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来的，因为那些火绳枪便是。”这种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成了一个笑话。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的话迅速传遍了世界：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除了对中国军队的整体评估外，他们还对中国的具体防务进行了考查。马戛尔尼初步探明了从宁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从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对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国城市的防卫设施进行了细致观察，为西方人后来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资料。
为什么在后来的鸦片战争中，英军选择定海为第一座攻打的中国城市呢？
鸦片战争的鸦片因素，在乾隆时期也已经出现了。如前所述，因为英国商品在中国打不开销路，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中国对白银的惊人胃口导致美洲很多银矿面临枯竭。英国人心急如焚，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 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的计划。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当然，乾隆对此一无所知。一开始，英国人并不准备大面积实施这一罪恶的计划，还是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打开中国国门。直到马戛尔尼出使失败后，英国人才开始大规模组织鸦片输入中国。据统计，1775~1797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鸦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则达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间兴起的鸦片走私，让中国贸易从以前的顺差一下子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几十年后财政濒临破产，导致道光皇帝不得不禁烟。
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时人称为“小斯当东”。
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议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在漫长的辩论过程中，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视。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以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决定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束后，下议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说，如果再多5张反对票，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时爆发。
为什么小斯当东的话如此有说服力呢？因为他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中国专家，而且他13岁就到过中国，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原来，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马戛尔尼访华时，13岁的他被作为“见习侍童”带到中国。在驶往中国的漫漫旅途中，小斯当东学会了简单的中文。因此在觐见的时候，他有机会直接和乾隆用中文聊天，乾隆一高兴，还赏了他一个荷包。回到英国后，小斯当东继续刻苦学习中文，成为知名的汉学家，以及下议院议员。
这样一个人当然在中英关系中最有发言权。他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这是他在与乾隆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的。
英国人在1793年通过和平谈判没有得到的东西，40多年后通过战争一件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乞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多口通商，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1842年的《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马戛尔尼要求，如同给葡萄牙澳门一样，也给英国一个小岛，以堆放货物。《南京条约》中割让了香港岛给英国。马戛尔尼要求结束十三行垄断，自由贸易，公开固定的关税税率，这些在《南京条约》中都得到了落实。
因此，鸦片战争与乾隆皇帝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是我把马戛尔尼事件当成中国近代史起点的原因。
马克思用这样的语言概括鸦片战争：“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自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世界其他文明因素的影响。
学者张宏杰将中国史放入世界史的大背景之下，“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解读方式，力图全方位呈现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
他的历史写作，被坊间誉为“合金体”：避开繁琐的细节考证，融人性、性格、事件、命运为一体，在历史线索中展示人物的挣扎。被很多人推崇，如：
莫言：张宏杰以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
张越：我看过的中国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到《坐天下很累》，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当年明月：我最早读的张宏杰的作品，是他2003年出的那本《另一面》。那本书让我觉得震惊。和那些传统的历史书籍截然不同，在这本书中，除了史实之外，吸引我读得欲罢不能的是人物以及人性。……历史是有人性的，也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这一切，我在张宏杰的笔下看到了。
张宏杰老师是为数不多既有深厚历史功底，又善于删繁就简，妙笔生花的历史学家。
这源于他的传奇经历。张宏杰年轻时在辽宁葫芦岛当银行职员，因偶然机会，痴迷于历史。由于历史材料繁杂，他立志写出雅俗共赏，不失深刻的中国史。为完成心愿，冒险辞职去考复旦的博士。当然，不仅考上而且还读了博士后。如今，他的历史书风靡全国。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人们要么被戏说历史和穿越剧扭曲了历史认知，要么被枯燥繁琐的历史考据消磨了历史兴趣，难得遇上张宏杰老师这样通俗而深刻的历史研究者。
为此，先知书店特地齐集4本张宏杰老师的亲笔签名书，包括《简读中国史》和《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个谈中国，一个谈中国人的性格，两者交织数千年；还有《陋规：明清的腐败和反腐败》和《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追寻王朝衰落的线索，令人扼腕。感兴趣的读者，可识图扫码，一键收藏，领会历史智慧，为过往惆怅一番。
注：本文摘自《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作者：张宏杰/出 版 社：岳麓书社/出版时间：2019-8